您現在所在的位置:首 頁 - 服務中心 - 商海縱橫
他山之石-1-韓非之《五蠹》
編輯時間: 2008/9/23  閱讀次數:【 3659  關閉窗口

點評:中國的法家對儒家,西方的哲學家尼采對基督教都做了深刻的批判。但誠如尼采所言:道德的地球是圓的一樣,也有它對立的兩極。法家和儒家闡訴的是一個事物的矛盾的兩方面。矛盾的雙方相互斗爭,但都以對方的存在為自身存在的條件。真正高超的治國之術是博采眾家之長,兼容并蓄的。企業治理亦然。

《五蠹》可以說是《韓非子》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,據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裁,贏政看到《孤憤》、《五蠹》之后,慨嘆說:“寡人得見此人,與之游,死不恨矣!”文章中的主要論點,司馬遷還用自己的語言作了概括的敘述:“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,執勢以御其臣下,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,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。”“儒者用文亂法,而俠者以武犯禁。寬則寵名譽之人,急則用介胄之士。今者所養非所用,所用非所養。”
   《五蠹》篇主要是來論證法治的重要性。韓非在始一開篇,就首先闡述了儒家的法先王、講仁義在今世行不通的原因。他把人類的歷史分為“上古”、“中古”、“近古”和“當今”四世。上古之世指傳說中有巢氏構木為巢,燧人氏鉆木取火的時代。中古之世指鯨、禹治水的時代。近古之世指湯、武征伐的殷、周之世。當今之世,指他所處的戰國時代。韓非認為,人類歷史的發展是進化的,時代變了,社會環境也在改變,因此治國的方法也要隨之而改變,以適應時代的要求。如果守成不變,復古倒退,就等于守株待免,一定會鬧出笑話。他說:“今有構木鉆隧于夏后氏之世者,必為鯨、禹笑矣。有決瀆于殷、周之世者,必為湯、武笑矣。然則今有美堯;舜、湯、武之道于當今之世者,必為新圣笑矣。”如果在當今之世,仍“欲以先王之政,治當世之民”,那就是“守株待兔”式的蠢人。因此,他得出結論是:“圣人不期修古,不法常可,論世之事,固為之備。”“故治民無常,唯治為法。法與時轉則治,治與世宜則有功。”“時移而治不易者亂”(《韓非子·心度》)。
   在這一部分中,韓非主要是從經濟的角度來進行論證。從民的角度出發,他分析說:“古者丈夫不耕,草木之實足食也;婦人不織,禽獸之皮足衣也。不事力而養足,人民少而財有余,故民不爭”,而今世“人有五子不為多,子又有五子,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。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,事力勞而供養薄,故民爭”,因此古時“厚賞不行,重罰不用,而民自治”,而今“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”。從君的角度出發,他說堯、舜、禹時,他們所居的也不過時未經修整的茅草房,吃粗糧、喝野菜場,冬披壞鹿皮,夏著麻衣。相形之下,如今奴隸之苦也不過如此。而今世,即使死的是一個縣令,他的子孫世世代代也總有高車大馬,所以人們對官都很看重。所以,他說“古讓天子者,是去監門之服養,而離臣虜之勞也”,而今即使是一個小小的縣令也沒有人愿意辭讓。韓非由民及君,指出由于經濟的發展,古、今的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,特別是由于人口增多,老百姓必須為生存而爭斗。因此,先王之法,仁義之說,實不可用。韓非更進一步舉了姬昌王而徐偃亡、舜服有苗而魯喪地于齊的例子,指出“上古競于道德,中世逐于智謀,當今爭于力氣”,從而得出了結論:“故圣人議多少、論薄厚為之政。故罰薄不為慈,誅言不為戾,稱俗而行也。”韓非的歷史進化思想和他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,既指出了變化的必然性,又指出了實行法治的必要性,說明在“當今爭于氣力”的條件下,只有用賞罰的手段進行統治,才能維持社會秩序和富國強兵,才能實現大一統。因此,他的歷史進化思想是他法治主張的理論基礎。
   可見,他是從物質生產方面來說明歷史進化的原因。而物質生產的發展,又促使人們之間的關系和觀念的變化。這是說上古競于道德,并不是人人都好,而是由于當時物多人少;今天人們互相爭奪,不是人的思想退步變壞,而是財少人多造成的。應當說,韓非的這種歷史進化論思想是由繼承《商君書》來的,是正確的,從他這個角度反對儒家的法先王、講仁義,也是有說服力的。
   既然先王不可法,仁義不可用,那么就必須尊祟今圣,推行法治。韓非通過對于“先王聞刑而泣”的分析,指出按照法令執行刑法而君主為之流淚,這不過是用來表現仁愛罷了,卻并非用來治理國家的。流淚而不想用刑,這是君主的仁愛;然而不得不用刑,這是國家的法令。先王首先要執行法令,并不會因為同情而廢去刑法,那么不能用仁愛來治理國家的道理也就明白無疑了。而后又通過孔丘臣于哀公和“不才之子”改過等例子,引導出人們一向就屈服于權勢,很少能被仁義感化,只能為嚴刑峻法所懾服的理論。
   但是,在韓非看來,他所處的“今世”卻不是如此,由于統治者的個人喜好和社會風氣,社會上充滿了破壞法治之徒。“令尹誅而楚奸不聞上,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。”“人主說賢能之行,而忘兵弱地荒之禍,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。”“國平養儒俠,難至用介士。所利非所用,所用非所利。是故服事者簡其也,而游學者日眾,是世之所以亂也。”韓非對此的批判正是司馬遷所概括的“儒者用文亂法,而俠者以武犯禁。寬則寵名譽之人,急則用介胄之士。今者所養非所用,所用非所養。”
    韓非在這里再一次從他的人性論觀點出發,說明了人性的根本是好利,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利害關系,統治者就可利用手中的權力,以賞罰為手段來進行統治。韓非又指出了君與民的利害矛盾。因此韓非認為統治人民要依靠賞罰,不能依靠自愿服從,對人民必須以威力強制,他說:“民固驕于愛,聽于威”。“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,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,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”(《韓非子·顯學》)。因此,只要一手持賞金,一手持法令,就可以破私立公。而韓非的人性好利思想,也正是韓非實行“法治”的理論基礎。
   由于要推行法治,還必須清除敗壞法治的人。而敗壞法治的人就是本篇最后一段所總結的儒者、辯者、俠者、患御者、商工之民。韓非認為儒者稱引先王之道來宣揚仁義道德;講究儀容服飾而文飾巧辯言辭,用以擾亂當今的法令,從而動搖君主的決心。而辯者之言是“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亡之事,治國者之過也。智困于內而政亂于外,則亡不可振也”。他們弄虛作假,招搖撞騙,借助于國外勢力來達到私人目的,進而放棄了國家利益。俠者“以私劍養”,聚集黨徒,標榜氣節,以圖顯身揚名,結果觸犯國家禁令。患御者“事私門而完解舍,解舍完則遠戰”,使“公民少而私人眾”。商工游食之民制造粗劣器具,積累奢侈資財。囤積居奇,待機出售,希圖從農民身上牟取暴利。這五種人就是韓非所說的五蠹,即五種蛀蟲,如果君主不除掉這五種像蛀蟲一樣的人,而廣羅“耿介之士”,那么“海內雖有破亡之國、削滅之朝,亦勿怪矣”。
   就這樣,文章又落實到了本篇的題目之上。

五蠹


【原文】
  上古之世,人民少而禽獸眾,人民不勝禽獸蟲蛇。有圣人作,構木為巢以避群害,而民悅之,使王天下,號曰有巢氏。民食果蓏蚌蛤,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,民多疾病。有圣人作,鉆燧取火以化腥臊,而民說之,使王天下,號之曰燧人氏。中古之世,天下大水,而鯀、禹決瀆。近古之世,桀、紂暴亂,而湯、武征伐。今有構木鉆燧于夏后氏之世者,必為鯀、禹笑矣;有決瀆于殷、周之世者,必為湯、武笑矣。然則今有美堯、舜、湯、武、禹之道于當今之世者,必為新圣笑矣。是以圣人不期修古,不法常可,論世之事,因為之備。宋有人耕田者,田中有株,兔走觸株,折頸而死,因釋其耒而守株,冀復得兔,兔不可復得,而身為宋國笑。今欲以先王之政,治當世之民,皆守株之類也。
        古者丈夫不耕,草木之實足食也;婦人不織,禽獸之皮足衣也。不事力而養足,人民少而財有余,故民不爭。是以厚賞不行,重罰不用,而民自治。今人有五子不為多,子又有五子,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。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,事力勞而供養薄,故民爭,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。
  堯之王天下也,茅茨不翦,采椽不斫;糲粢之食,藿之羹;冬日麂裘,夏日葛衣;雖監門之服養,不虧于此矣。禹之王天下也,身執耒歃以為民先,股無肢,脛不生毛,雖臣虜之勞,不苦于此矣。以是言之,夫古之讓天子者,是去監門之養,而離臣虜之勞也,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。今之縣令,一日身死,子孫累世絜駕,故人重之。是以人之于讓也,輕辭古之天子,難去今之縣令者,薄厚之實異也。夫山居而谷汲者,臘而相遺以水;澤居苦水者,買庸而決竇。故饑歲之春,幼弟不餉;穰歲之秋,疏客必食。非疏骨肉愛過客也,多少之實異也。是以古之易財,非仁也,財多也;今之爭奪,非鄙也,財寡也。輕辭天子,非高也,勢薄也;爭士橐,非下也,權重也。故圣人議多少、論薄厚為之政。故罰薄不為慈,誅嚴不為戾,稱俗而行也。故事因于世,而備適于事。
  古者大王處豐、鎬之間,地方百里,行仁義而懷西戎,遂王天下。徐偃王處漢東,地方五百里,行仁義,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。荊文王恐其害己也,舉兵伐徐,遂滅之。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,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,是仁義用于古不用于今也。故曰:世異則事異。當舜之時,有苗不服,禹將伐之。舜曰:“不可。上德不厚而行武,非道也。”乃修教三年,執干戚舞,有苗乃服。共工之戰,鐵铦矩者及乎敵,鎧甲不堅者傷乎體。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。故曰:事異則備變。上古競于道德,中世逐于智謀,當今爭于氣力。齊將攻魯,魯使子貢說之。齊人曰:“子言非不辯也,吾所欲者土地也,非斯言所謂也。”遂舉兵伐魯,去門十里以為界。故偃王仁義而徐亡,子貢辯智而魯削。以是言之,夫仁義辯智,非所以持國也。去偃王之仁,息子貢之智,循徐、魯之力使敵萬乘,則齊、荊之欲不得行于二國矣。
  夫古今異俗,新故異備。如欲以寬緩之政,治急世之民,猶無轡策而御馬,此不知之患也。今儒、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,則視民如父母。何以明其然也?曰:“司寇行刑,君為之不舉樂;聞死刑之報,君為流涕。”此所舉先王也。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,推是言之,是無亂父子也。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,皆見愛而未必治也,雖厚愛矣,奚遽不亂?今先王之愛民,不過父母之愛子,子未必不亂也,則民奚遽治哉?且夫以法行刑,而君為之流涕,此以效仁,非以為治也。夫垂泣不欲刑者,仁也;然而不可不刑者,法也。先王勝其法,不聽其泣,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。
  且民者固服于勢,寡能懷于義。仲尼,天下圣人也,修行明道以游海內,海內說其仁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。蓋貴仁者寡,能義者難也。故以天下之大,而為服役者七十人,而仁義者一人。魯哀公,下主也,南面君國,境內之民莫敢不臣。民者固服于勢,誠易以服人,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。仲尼非懷其義,服其勢也。故以義則仲尼不服于哀公,乘勢則哀公臣仲尼。今學者之說人主也,不乘必勝之勢,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,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,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,此必不得之數也。
  今有不才之子,父母怒之弗為改,鄉人譙之弗為動,師長教之弗為變。夫以父母之愛、鄉人之行、師長之智,三美加焉,而終不動,其脛毛不改。州部之吏,操官兵,推公法,而求索奸人,然后恐懼,變其節,易其行矣。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,必待州部之嚴刑者,民固驕于愛、聽于威矣。故十仞之城,樓季弗能逾者,峭也;千仞之山,跛牂易牧者,夷也。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。布帛尋常,庸人不釋;鑠金百溢,盜跖不掇。不必害,則不釋尋常;必害手,則不掇百溢。故明主必其誅也。是以賞莫如厚而信,使民利之;罰莫如重而必,使民畏之;法莫如一而固,使民知之。故主施賞不遷,行誅無赦,譽輔其賞,毀隨其罰,則賢、不肖俱盡其力矣。
  今則不然。其有功也爵之,而卑其士官也;以其耕作也賞之,而少其家業也;以其不收也外之,而高其輕世也;以其犯禁罪之,而多其有勇也。毀譽、賞罰之所加者,相與悖繆也,故法禁壞而民愈亂。今兄弟被侵,必攻者,廉也;知友辱,隨仇者,貞也。廉貞之行成,而君上之法犯矣。人主尊貞廉之行,而忘犯禁之罪,故民程于勇,而吏不能勝也。不事力而衣食,謂之能;不戰功而尊,則謂之賢。賢能之行成,而兵弱而地荒矣。人主說賢能之行,而忘兵弱地荒之禍,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。
  儒以文亂法,俠以武犯禁,而人主兼禮之,此所以亂也。夫離法者罪,而諸先王以文學取;犯禁者誅,而群俠以私劍養。故法之所非,君之所取;吏之所誅,上之所養也。法、趣、上、下,四相反也,而無所定,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。故行仁義者非所譽,譽之則害功;文學者非所用,用之則亂法。楚之有直躬,其父竊羊,而謁之吏。令尹曰:“殺之!”以為直于君而曲于父,報而罪之。以是觀之,夫君之直臣,父子暴子也。魯人從君戰,三戰三北。仲尼問其故,對曰:“吾有老父,身死莫之養也。”仲尼以為孝,舉而上之。以是觀之,夫父之孝子,君之背臣也。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,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。上下之利,若是其異也,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,而求致社稷之福,必不幾矣。
 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,自環者謂之私,背私謂之公,公私之相背也,乃蒼頡固以知之矣。今以為同利者,不察之患也,然則為匹夫計者,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。行義修則見信,見信則受事;文學習則為明師,為明師則顯榮:此匹夫之美也。然則無功而受事,無爵而顯榮,為有政如此,則國必亂,主必危矣。故不相容之事,不兩立也。斬敵者受賞,而高慈惠之行;拔城者受爵祿,而信廉愛之說;堅甲厲兵以備難,而美薦紳之飾;富國以農,距敵恃卒,而貴文學之士;廢敬上畏法之民,而養游俠私劍之屬。舉行如此,治強不可得也。國平養儒俠,難至用介士,所利非所用,所用非所利。是故服事者簡其業,而于游學者日眾,是世之所以亂也。
  且世之所謂賢者,貞信之行也;所謂智者,微妙之言也。微妙之言,上智之所難知也。今為眾人法,而以上智之所難知,則民無從識之矣。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,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。夫治世之事,急者不得,則緩者非所務也。今所治之政,民間之事,夫婦所明知者不用,而慕上知之論,則其于治反矣。故微妙之言,非民務也。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,必將貴不欺之士;不欺之士者,亦無不欺之術也。布衣相與交,無富厚以相利,無威勢以相懼也,故求不欺之士。今人主處制人之勢,有一國之厚,重賞嚴誅,得操其柄,以修明術之所燭,雖有田常、子罕之臣,不敢欺也,奚待于不欺之士?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,而境內之官以百數,必任貞信之士,則人不足官。人不足官,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。故明主之道,一法而不求智,固術而不慕信,故法不敗,而群官無奸詐矣。
  今人主之于言也,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;其用于行也,美其聲而不責其功。是以天下之眾,其談言者務為辨而不周于用,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,而政不免于亂;行身者競于為高而不合于功,故智士退處巖穴,歸祿不受,而兵不免于弱,政不免于亂,此其故何也?民之所譽,上之所禮,亂國之術也。今境內之民皆言治,藏商、管之法者家有之,而國貧,言耕者眾,執耒者寡也;境內皆言兵,藏孫、吳之書者家有之,而兵愈弱,言戰者多,被甲者少也。故明主用其力,不聽其言;賞其功,伐禁無用。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。夫耕之用力也勞,而民為之者,曰:可得以富也。戰之事也危,而民為之者,曰:可得以貴也。今修文學,習言談,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,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,則人孰不為也?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。事智者眾,則法敗;用力者寡,則國貧:此世之所以亂也。>>>>故明主之國,無書簡之文,以法為教;無先王之語,以吏為師;無私劍之捍,以斬首為勇。是境內之民,其言談者必軌于法,動作者歸之于功,為勇者盡之于軍。是故無事則國富,有事則兵強,此之謂王資。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,必此法也。
  今則不然,士民縱恣于內,言談者為勢于外,外內稱惡,以待強敵,不亦殆乎!故群臣之言外事者,非有分于從衡之黨,則有仇讎之忠,而借力于國也。從者,合眾強以攻一弱也;而衡者,事一強以攻眾弱也:皆非所以持國也。今人臣之言衡者,皆曰:“不事大,則遇敵受禍矣。”事大未必有實,則舉圖而委,效璽而請兵矣。獻圖則地削,效璽則名卑,地削則國削,名卑則政亂矣。事大為衡,未見其利也,而亡地亂政矣。人臣之言從者,皆曰:“不救小而伐大,則失天下,失天下則國危,國危而主卑。”救小未必有實,則起兵而敵大矣。救小未必能存,而交大未必不有疏,有疏則為強國制矣。出兵則軍敗,退守則城拔。救小為從,未見其利,而亡地敗軍矣。是故事強,則以外權士官于內;求小,則以內重求利于外。國利未立,封土厚祿至矣;主上雖卑,人臣尊矣;國地雖削,私家富矣。事成,則以權長重;事敗,則以富退處。人主之于其聽說也于其臣,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;事敗而弗誅,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繳之說而僥幸其后?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。此其故何也?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,不察當否之言,而誅罰不必其后也。皆曰:“外事,大可以王,小可以安。”夫王者,能攻人者也;而安,則不可攻也。強,則能攻人者也;治,則不可攻也。治強不可責于外,內政之有也。今不行法術于內,而事智于外,則不至于治強矣。
  鄙諺曰:“長袖善舞,多錢善賈。”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。故治強易為謀,弱亂難為計。故用于秦者,十變而謀希失;用于燕者,一變而計希得。非用于秦者必智,用于燕者必愚也,蓋治亂之資異也。故周去秦為從,期年而舉;衛離魏為衡,半歲而亡。是周滅于從,衛亡于衡也。使周、衛緩其從衡之計,而嚴其境內之治,明其法禁,必其賞罰,盡其地力以多其積,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,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,攻其國則其傷大,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,而使強敵裁其弊也,此必不亡之術也。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,治國者之過也。智困于內而政亂于外,則亡不可振也。
  民之政計,皆就安利如辟危窮。今為之攻戰,進則死于敵,退則死于誅,則危矣。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,家困而上弗論,則窮矣。窮危之所在也,民安得勿避?故事私門而完解舍,解舍完則遠戰,遠戰則安。行貨賂而襲當涂者則求得,求得則私安,私安則利之所在,安得勿就?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。
  夫明王治國之政,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,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。今世近習之請行,則官爵可買;官爵可買,則商工不卑也矣。奸財貨賈得用于市,則商人不少矣。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,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。
  是故亂國之俗:其學者,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,盛容服而飾辯說,以疑當世之法,而貳人主之心。其言古者,為設詐稱,借于外力,以成其私,而遺社稷之利。其帶劍者,聚徒屬,立節操,以顯其名,而犯五官之禁。其患御者,積于私門,盡貨賂,而用重人之謁,退汗馬之勞。其商工之民,修治苦之器,聚弗靡之財,蓄積待時,而侔農夫之利。此五者,邦之蠹也。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,不養耿介之士,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,削滅之朝,亦勿怪矣。

【譯文】(選 譯)
  上古時代,百姓少而禽獸多,百姓對付不了禽獸蟲蛇;然而有圣人出現了,(他)架木為巢室,用來躲避這些禍患,于是,百姓很喜歡他,讓(他)在天下作王,稱他為有巢氏。(當時),百姓吃的是瓜果蚌蛤,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,百姓有很多生病的;于是,又有圣人出現了,(他)鉆燧取火用來烤熟腥臊的食物,于是百姓很喜歡他,讓他在天下作王,稱他為燧人氏。中古時代,天下大水(泛濫),而鯀和禹(挺身率領百姓)疏通河道。近古時代,桀、紂殘暴,(天下)混亂,而湯和武(起兵)討伐(他們)。今天,如果有人在夏朝的時代再架木為巢和鉆燧取火,定被鯀和禹嘲笑;如果有人在殷周時代再“發明”疏通河道一類的事情,一定被湯、武嘲笑。同此道理,那么,今天如果有人在當今時代再美化堯、舜、湯、武的治國之道,也就一定被新時代的圣人所嘲笑,所以,圣人不要求修行古人的治道,不必效法以往實用的方法,而應研究當代社會的情況,據此制定措施。宋國有一個耕田的人,田地里有(一棵)樹樁子,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到樹樁子上,撞斷了頸骨而死了,于是(這個人)就放下他的耒而守候在樹樁子旁邊,希望還能得到兔子——兔子是不可能再得到的,而(這個人)本身卻被宋國人嘲笑。今天,妄圖以先王的辦法治理當代的百姓(的人),都是守候樹樁子一類的人啊。
  古時候,男子不耕種,草木的果實足以夠(人們)吃的;女子不紡織,禽獸的皮毛也足以夠人們穿的,不從事體力勞動,而養活(人們)的物資也很充足,百姓很少而物資有余,所以,百姓們并不(互相)爭奪。所以,優厚的獎賞不必執行,重重的刑罰也不必使用,而百姓們自然就安定了。今天,人們有五個孩子不算多,孩子們又都有了五個孩子,祖父沒死的時候就有了二十五個孫輩。所以,百姓很多而物資很少,從事的體力勞動極其辛勞,而供養(他們)的物資又十分缺乏,所以,百姓們就爭奪起來;即使加倍地賞賜,不斷地刑罰也不能避免禍亂。
  堯治理天下的時候,茅草的屋頂參差不齊,柞木的椽子也無須削平,粗糲的飯食,野菜的羹湯,冬天穿小鹿皮的袍子,夏天穿麻布的衣裳,即使是看門人的衣服食物也不比他的差些。禹治理天下的時候,親自拿著鍬作為百姓的帶頭人,大腿上沒有毛,小腿上也不生毛,即使奴隸的勞苦也不比他強些。由此說來,那么,古代讓出天子職位的人,這是離開守門人的(生活)條件和奴隸的辛苦啊,所以,(他們)把天下讓(給別人)也不值得稱道;今天的縣令,一旦本人死了,(他的)子孫們幾代都乘車(而行),舊相識者也都很敬重他們。所以人們對于禪讓啊,(古時)可以輕易地辭去天子,而今天的人卻很難辭去縣令,這是由于(他們之間所獲得的利益)多少的實際情況不同啊。
  那些在山上居住而到深谷汲水的人們,祭祀的日子里拿水來相互饋贈;在洼地居住而苦于水澇的人們,雇傭他人來掘溝排水。所以,荒年的春天,幼小的弟弟也得不到吃的;豐年的秋季,疏遠的客人也一定能吃好,這并不是疏遠骨肉之親而偏愛過路的客人,是由于物資的多少(給人們帶來的)心情不同啊。所以,古代的輕視財物,不是由于仁德,而是由于物資豐富。今天(人們)的爭奪,不是由于吝嗇,而是由于物資缺乏。(古人)輕易地辭去天子,不是由于(他們)品格高尚,而是由于(天子的)權勢微薄;(今人)重視仕進和托身于諸侯這類事情,不是由于(他們的)品格低下,而是由于(這種)權勢很重。所以,(新時代的)圣人應首先研究財物的多少,考慮權勢的輕重而推行(某種)政策,于是,刑罰輕并不算是仁慈,誅戮嚴也不算是暴戾,適合社會情況而行事罷了。所以,事情是因時代而形成的,而措施也就應該適宜于時代的實際情況。
  古時,周文王處在豐、鎬兩地之間,土地方圓(只有)百里,但是,由于他推行仁義的政策而且安撫、感化西戎,于是在天下稱王。徐偃王處在漢水東邊,土地方圓五百里,(他也)推行仁義的政策,割讓土地來朝拜(他)的有三十六個國家,然而,楚文王深恐(他強大起來)而危害自己,因此,出兵討伐徐國,于是,消滅了(它)。因此,周文王推行仁義的政策而統一了天下,徐偃王也推行仁義的政策卻喪失了自己的國家,這是由于仁義的政策適用于古代而不適用于今天的緣故啊!所以說,時代的情況變了,那么,辦法也就應該不同了。
  在舜的時代,三苗部族不愿歸附,禹將要去征伐它,舜說:“不行。在上位的仁德不豐厚而要動用武力,這不是正義的行為。”于是,推行教化,(延續)三年,手持干戚而舞蹈,三苗才歸附了。共工的那場戰爭,鐵括短的可以直接打中敵人,鎧甲不堅固的,就要被刺傷身體,這說明干戚這類兵器適用于古代而不通用于今天。所以說,實際情況不同了,辦法也應該變化。
  (由此可見),上古時代在道德上競爭,中古時代是在智謀上角逐,當今時代是在氣力上較量。
  齊國將要進攻魯國,魯國派子貢去勸說齊國,齊人說:“你的話不是不雄辯啊,然而我想得到的是土地呀!不是(你的)這些話所說的那些東西。”于是發兵攻打魯國,把離魯國都城城門十里的地方劃為國界。可見,(徐)偃王由于推行仁義而滅亡,子貢由于雄辯智謀而魯國割地,如此說來,仁義政策和雄辯智謀不是可以用來治理國家的辦法。如果拋開偃王的仁德,廢止子貢的智辯,征用徐國與魯國的國力,用它來敵御萬乘的國家,那么,齊國與楚國的欲望就不能在這兩個國家推行了。

古今社會風俗不同,新舊政治措施也不一樣。如果想用寬大和緩的政策去治理劇變時代的民眾,就好比沒有韁繩和鞭子卻要去駕馭烈馬一樣,這就會產生不明智的禍害。現在,儒家和墨家都稱頌先王,說他們博愛天下一切人,就如同父母愛子女一樣。用什么證明先王如此呢?他們說:“司寇執行刑法的時候,君主為此停止奏樂;聽到罪犯被處決的報告后,君主難過得流下眼淚。”這就是他們所贊美的先王。如果認為君臣關系能像父子關系一樣,天下必能治理得好,由此推論開去,就不會存在父子之間發生糾紛的事了。從人類本性上說,沒有什么感情能超過父母疼愛子女的,然而大家都一樣疼愛子女,家庭卻未必就和睦。君主即使深愛臣民,何以見得天下就不會發生動亂呢?何況先王的愛民不會超過父母愛子女,子女不一定不背棄父母,那么民眾何以就能靠仁愛治理好呢?再說按照法令執行刑法,而君主為之流淚;這不過是用來表現仁愛罷了,卻并非用來治理國家的。流淚而不想用刑,這是君主的仁愛;然而不得不用刑,這是國家的法令。先王首先要執行法令,并不會因為同情而廢去刑法,那么不能用仁愛來治理國家的道理也就明白無疑了。 

  況且人們一向就屈服于權勢,很少能被仁義感化的。孔子是天下的圣人,他修養身心,宣揚儒道,周游列國,可是天下贊賞他的仁、頌揚他的義并肯為他效勞的人才七十來個。可見看重仁的人少,能行義的人實在難得。所以天下這么大,愿意為他效勞的只有七十人,而倡導仁義的只有孔子一個。魯哀公是個不高明的君主,面南而坐,統治魯國,國內的人沒有敢于不服從的。民眾總是屈服于權勢,權勢也確實容易使人服從;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,而魯哀公卻成了君主。孔子并不是服從于魯哀公的仁義,而是屈服于他的權勢。因此,要講仁義,孔子就不會屈服于哀公;要講權勢,哀公卻可以使孔子俯首稱臣。現在的學者們游說君主,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勝的權勢,而致力于宣揚施行仁義就可以統治天下;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樣,要求天下民眾都像孔子門徒。這在事實上是肯定辦不到的。 

  現在假定有這么一個不成材的兒子,父母對他發怒,他并不悔改;鄉鄰們加以責備,他無動于衷;師長教訓他,他也不改變。拿了父母的慈愛、鄉鄰的幫助、師長的智慧這三方面的優勢同時加在他的身上,而他卻始終不受感動,絲毫不肯改邪歸正。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著武器,依法執行公務,而搜捕壞人的時候,他這才害怕起來,改掉舊習,變易惡行。所以父母的慈愛不足以教育好子女,必須依靠官府執行嚴厲的刑法;這是由于人們總是受到慈愛就嬌縱,見到威勢就屈服的緣故。因此,七丈高的城墻,就連善于攀高的樓季也不能越過,因為太陡;干丈高的大山,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趕上去放牧,因為坡度平緩。所以明君總要嚴峻立法并嚴格用刑。十幾尺布帛,一般人見了也舍不得放手;熔化著的百鎰黃金,即使是盜躍也不會伸手去拿。不一定受害的時候,十幾尺的布帛也不肯丟掉;肯定會燒傷手時,就是百鎰黃金也不敢去拿。所以明君—定要嚴格執行刑罰。因此,施行獎賞最好是豐厚而且兌,使人們有所貪圖;進行刑罰最好嚴厲而且肯定,使人們有所畏懼;法令最好是一貫而且固定,使人們都能明白。所以君主施行獎賞不隨意改變,執行刑罰不輕易赦免5對受賞的人同時給予榮譽,對受罰的人同時給予譴責。這樣一來,不管賢還是不賢的人,都會盡力而為了。 

  現在就不是這樣。正是因為他有功勞才授予他爵位的,卻又鄙視他做官;因為他從事耕種才獎賞他,卻又看不起他經營家業;因為他不肯為公干事才疏遠他,卻又推祟他不羨慕世俗名利;因為他違犯禁令才給他定罪,卻又稱贊他勇敢。是毀是譽,是賞是罰。執行起來競如此自相矛盾;所以法令遭到破壞,民眾更加混亂。現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幫他反擊的人,被認為是正直;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隨著去報仇的人,被認為是忠貞。這種正直和忠貞的風氣形成了,而君主的法令卻被冒犯了。君主推崇這種忠貞正直的品行,卻忽視了他們違犯法令的罪責,所以人們敢于逞勇犯禁,而官吏制止不住。對于不從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.說他有本事;對于沒有軍功就獲得官爵的人,說他有才能。這種本事和才能養成了,就會導致國家兵力衰弱、土地荒蕪了。君主贊賞這種本事和才能,卻忘卻兵弱地荒的禍害;結果謀私的行為就會得逞,而國家的利益就要落空。

  儒家利用文獻擾亂法紀,游俠使用武力違犯禁令,而君主卻都要加以禮待,這就是國家混亂的根源。犯法的本該判罪,而那些儒生卻靠著文章學說得到任用;犯禁的本該處罰,而那些游俠卻靠著充當刺客得到豢養。所以,法令反對的,成了君主重用的;官吏處罰的,成了權貴豢養的。法令反對和君主重用,官吏處罰和權貴豢養,四者互相矛盾,而沒有確立一定標準,即使有十個黃帝,也不能治好天下。所以對于宣揚仁義的人不應當加以稱贊,如果稱贊了,就會妨害功業;對于從事文章學術的人不應當加以任用,如果任用了,就會破壞法治。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,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,他便到令尹那兒吉發,令尹說:“殺掉他:”認為他對君主雖算正直而對父親卻屬不孝。結果判了他死罪。由此看來,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親的逆子。魯國有個人跟隨君土去打仗,屢戰屢逃;孔子向他詢問原因,他說:“我家中有年老的父親,我死后就沒人養活他了。”孔子認為這是孝子,便推舉他做丁官。由此看來。父親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。所以令尹殺了直躬,楚國的壞人壞事就沒有人再向上告發了;孔子獎賞逃兵.魯國人作戰就要輕易地投降逃跑。君臣之間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,而君主卻既贊成謀求私利的行為。又想求得國家的繁榮富強,這是肯定沒指望的。

  古時候,蒼頡創造文字,把圍著自己繞圈子的叫做“私”。與“私”相背的叫做“公”。公和私相反的道理,是蒼頡就已經知道廠的。現在還有人認為公私利益相同,這是犯了沒有仔細考察的錯誤。那么為個人打算的話,沒有什么比修好仁義、熟悉學術的辦法更好了。修好仁義就會得到君主信任。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;熟悉學術就可以成為高明的老師。成了高明的老師就會顯榮。對個人來說。這是最美的事了。然而沒有功勞的就能做官。沒有爵位就能顯榮,形成這樣的政治局面。國家就一定陷入混亂,君主就一定面臨危險了。所以,互不相容的事情,是不能并存的。殺敵有功的人本該受賞,卻又崇尚仁愛慈惠的行為;攻城大功的人本該授予爵祿。卻又信奉兼愛的學說:采用堅固的鎧甲、鋒利的兵器來防備戰亂,卻又提倡寬袍大帶的服飾;國家富足靠農民。打擊敵人靠士兵,卻又看重從事于文章學術事業的儒生;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,而去收養游俠刺客之類的人。如此理政,要想使國家太平和強盛足不可能的。國家太平的時候收養儒生和游俠,危難來臨的時候要用披堅執銳的士兵;國家給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國家所要用的人.而國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處。結果從事耕戰的人荒廢了自己的事業,而游俠和儒生卻—天天多了起來,這就是社會陷于混亂的原因所在。

  況且社會上所說的賢。是指忠貞不欺的行為;所說的智,是指深奧玄妙的言辭。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,就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。現在制定民眾都得遵守的法令,卻采用那些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的言辭,那么民眾就無從弄懂了。所以,連糟糠都吃不飽的人,是不會追求精美飯菜的;連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,是不會期望華麗衣衫的。治理社會事務,如果緊急的還沒有辦好,那么可從緩的就不必忙著去辦。現在用來治理國家的政治措施,凡屬民間習以為常的事。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,卻去期求連最聰明的人都難以理解的說教,其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了。所以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,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。至于推崇忠貞信義的品行。必將尊重那些誠實不欺的人;而誠實不欺的人,也沒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詐的辦法。平民之間彼此交往,沒有大宗錢財可以互相利用,沒有大權重勢可以互相威脅。所以才要尋求誠實不欺的人。如今君主處于統治地位,擁有整個國家的財富,完全有條件掌握重賞嚴罰的權力,可以運用法術來觀察和處理問題;那么即使有田常、子罕—類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,何必尋找那些誠實不欺的人呢?現今的忠貞信義之十不滿十個。而國家需要的官吏卻數以百計;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貞信義之士。那么合格的人就會不敷需要;合格的人不敷需要,那么能夠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,而會把政事搞亂的官就多了。所以明君的治國方法,在于專 實行法治,而不尋求有智的人;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權術。而不欣賞忠信的人。這樣,法治就不會遭到破壞而官吏們也不敢胡作非為了。

  現在君主對于臣下的言論。喜歡悅耳動聽而不管是否恰當;對于臣下的行事,僅欣賞他的名聲而不責求做出成效。因此天下很多人說起話來總是花言巧語,卻根本不切合實用,結果弄得稱頌先王、高談仁義的人充滿朝廷,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亂;立身處世的人競相標榜清高,不去為國家建功立業。結果有才智的人隱居山林,推辭俸祿而不接受,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。兵力不免于削弱。政局不免于混亂,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?因為民眾所稱贊的,君主所優待的,都是些使國家混亂的做法。現在全國的民眾都在談論如何治國,每家每戶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,國家卻越來越窮,原因就在于空談耕作的人太多,而真正拿起農具種地的人太少。全國的民眾都在談論如何打仗,每家每戶都藏有孫子和吳起的兵書,國家的兵力卻越來越弱;原因就在于空談打仗的人太多.而真正穿起鎧甲上陣的人太少。所以明君只使用民眾的力量,不聽信高談闊論;獎賞人們的功勞,堅決禁止那些無用的言行。這樣民眾就會拼命為君主出力。耕種是需要花費氣力吃苦耐勞的事情。而民眾印愿意去干,因為他們認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。打仗是十外危險的事情。而民眾卻愿意去于。因為他們認為可以出此獲得顯貴。如今只要擅長文章學術,能說會道。無需有耕種的勞苦就可以獲得富足的實惠。無需冒打仗的危險便可以得到尊貴的官爵,那么人們誰不樂意這樣干呢?結果就出現了一百個人從事于智力活動,卻只有一個人致力于耕戰事業的狀況。從事于智力活動的人多了,法治就要遭到破壞;致力于耕戰事業的人少了,國家就會變得貧窮。這就是社會所以混亂的原因。

  因此,在明君的國家里,不用有關學術的文獻典籍。而以法令為教本;禁絕先王的言論,而以官吏為老師;沒有游俠刺客的兇悍,而只以殺敵立功為勇敢。這樣,國內民眾的一切言論都必須遵循法令,—切行動都必須歸于為國立功,一切勇力都必須用到從軍打仗上。正因如此。太平時期國家就富足,戰爭時期兵力就強盛,這便奠定了稱王天下的資本。既擁有稱五天下的資本,義善于利用敵國的弱點;建立超過五帝、趕上三王的功業,一定得采用這種辦法。

  現在卻不是這樣。儒士、游俠在國內恣意妄為,縱橫家在國外大造聲勢。內外形勢盡行惡化,就這樣來對付強敵。不是太危險了嗎?所以那些談論外交問題的臣子們,不是屬于合縱或連衡中的哪一派,就是懷有借國家力量來報私仇的隱衷。所謂合縱。就是聯合眾多弱小國家去攻打一個強大國家;所謂連衡,就是依附于一個強國去攻打其他弱國。這都不是保全國家的好辦法。現在那些主張連衡的臣子都說:“不依附大國,一遇強敵就得遭殃。”侍奉大國不一定有什么實際效應,倒必須先獻出本國地圖,呈上政府璽印,這樣才得以請求軍事援助。獻出地圖,本國的版域就縮小了;呈上空印,君主的聲望就降低了。版域縮小。國家就削弱了;聲望降低。政治上就混亂了。侍奉大國實行連衡。還來不及看到什么好處,卻已喪失了國土,搞亂了政治。那些主張合縱的臣子都說:“不救援小國去進攻大國,就失了各國的信任;失去了各國的信任,國家就面臨危險;國家面臨危險。君主地位就降低了。”援救小國不一定有什么實惠可言。倒要起兵去和大國為敵。援救小國木必能使它保存下來。而進攻大國未必就不失誤一有失誤,就要被大國控制了。出兵的話,軍隊就要吃敗仗;退守的話,城池就會被攻破。援救小國實行合縱。還來不及看到什么好處,卻已使國土被侵吞,軍隊吃敗仗。所以,侍奉強國,只能使那些搞連衡的人憑借外國勢力在國內撈取高官;援救小國,只能使那些搞合縱的人憑借國內勢力從國外得到好處。國家利益沒有確立起來,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祿都弄到手了。盡管君主地位降低了,而臣下反而抬高了;盡管國家土地削減了,而私家卻變富了。事情如能成功.縱橫家們就會依仗權勢長期受到重用;事情失敗的話,縱橫家們就會憑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。君主如果聽信臣下的游說,事情還沒辦成就已給了他們很高的爵位俸祿,事情失敗得不到處罰;那么,那些游說之士誰不愿意用獵取名利的言辭不斷去進行投機活動呢?所以國破君亡局面的出現,都是因為聽信了縱橫家的花言巧語造成的。這是什么緣故呢?這是因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,不考察言論是公正確,事敗之后也沒有堅決地實行處罰。縱橫家們都說:“進行外交活動,收效大的可以統—天下,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證安全。”所謂統—天下,提的是能夠打敗別國;所謂保旺安全,指的是本國不受侵犯。兵強就能打敗別國。國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。而國家的強盛和安定并不能通過外交活動取得,只能靠搞好內政。現在不在國內推行法術,卻要一心在外交上動腦筋。就必然達下到國家安定富強的目的了。

  鄉間諺語說:“長袖善舞,多錢善賈。”這就是說,物質條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。所以國家安定強盛,謀事就容易成功;國家衰弱混亂,計策就難以實現。所以用于秦國的計謀,即使改變十次也很少失敗;用于燕國的計謀,即使改變一次也很難成功。這并不是被秦國任用的人智慧必高,被燕國任用的人腦子必笨,而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治亂條件大不相同。所以西周背棄秦國參予合縱,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災了;衛國背離魏國參與連衡,僅半年工夫就被消滅了。這就是說合縱滅了西周,連衡亡了衛國。假使西周和衛國不急于聽從合縱連橫的計謀,而將國內政治嚴加整頓,明定法律禁令,信守賞罰制度,努力開發土地來增加積累,使民眾拼死去堅守城池;那么.別的國家奪得他們的土地吧,好處不多。而進攻這個國家吧,傷亡很大。擁有萬乘兵車的大國不敢自我拖累在堅城之下,從而促使強敵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處,這才是保證本國必然不會滅亡的辦法。丟掉這種必然不會亡國的辦法,卻去搞勢必會招致亡國的事情,這是治理國家的人的過錯。外交努力陷于困境,內政建設陷于混亂,那么國家的滅亡就無法挽救了。

  人們的習慣想法,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開危險和窮苦。如果讓他們去打仗。前進會被敵人殺死,后退要受軍法處置,就處于危險之中了。放棄個人的家業,承受作戰的勞苦,家里有困難而君主不予過問,就置于窮困之中了。窮困和危險交加,民眾怎能不逃避呢?所以他們投靠私門貴族,求得免除兵役,兵役免除了就可以遠離戰爭,遠離戰爭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。用錢財賄賂當權者就可以達到個人欲望,欲望一旦達到也就得到了實際利益。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擺在那里,民眾怎能不去追求呢?這樣一來,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,而依附私門的人就多了。

  明君治理國家的政策,總是要使工商業者和游手好閉的人盡量減少。而且名位卑下;以免從事農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業的人多。現在社會上向君主親近的侍臣行賄托情的風氣很流行,這樣官爵就可以用錢買到;官爵可以用錢買到,那么工商業者的地位就不會低賤了。投機取巧非法獲利的活動可以在市場上通行,那么商人就不會少了。他們搜括到的財富超過了農民收入的幾倍,他們獲得的尊貴地位也遠遠超過從事耕戰的人,結果剛正不阿的人就越來越少,而經營商業的人就越來越多。

  因此,造成國家混亂的風氣是:那些著書立說的人,稱引先王之道來宣揚仁義道德;講究儀容服飾而文飾巧辯言辭,用以擾亂當今的法令,從而動搖君主的決心。那些縱橫家們,弄虛作假,招搖撞騙,借助于國外勢力來達到私人目的,進而放棄了國家利益。那些游俠刺客,聚集黨徒,標榜氣節,以圖顯身揚名,結果觸犯國家禁令。那些逃避兵役的人,大批依附權臣貴族,肆意行賄,而借助于重臣的請托,逃避從軍作戰的勞苦。那些工商業者,制造粗劣器具,積累奢侈資財。囤積居奇,待機出售,希圖從農民身上牟取暴利。上述這五種人,都是國家的蛀蟲。君主如果不除掉這五種像蛀蟲一樣的人,不廣羅剛直不阿的人,那么。天下即使出現破敗淪亡的國家,地削名除的朝廷,也不足為怪了。

 

  電話/傳真:0871-63126251
13658808101 
[email protected]
  點擊這里給我發消息 2422954458 業務咨詢
聯系電話13658808101


友情鏈接:

 北京中建協認證中心   北京新紀源認證有限公司  北京泰瑞特認證中心 北京海德國際認證有限公司  北京中聯恒信通  云南建筑建材網 百度  
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 
 廣州確歷達 廣東中鑒認證公司  昆明配鏡網  

本站關鍵詞:企業文化,企業戰略,ISO9000,ISO9001,ISO14000,ISO14001,OHSAS18000,OHSAS18001,ISO22000,TS16949,fsc森林認證咨詢,產品認證體系認證,昆明確歷達,確歷達
乳制品HACCP,高新企業認證咨詢,質量認證咨詢,ccc強制認證咨詢,QS,思茅ISO9000認證咨詢,玉溪ISO9000認證咨詢,楚雄ISO9000認證咨詢,曲靖ISO9000認證咨詢,大理ISO9001認證咨詢,云南CE認證咨詢,CE認證咨詢
地址:昆明市青年路鴻城廣場16樓29室 ICP 滇ICP備0001250號 聯系人:  王老師13658808101,65389833
電話/傳真:0871-63126251經理室  65361236 客戶維護部 65389833市場部  郵編:650000
技術支持:中國互維網 

ipad网络麻将
河北时时彩开奖号码走势图表大全 11选5怎么赚钱 今年零元赚钱加盟代理 2019海南琼崖麻将下载 福建11选5分布走势图 捕鱼游戏怎样赚钱方法 手机兼职交钱能赚钱吗 广东11选5人2技巧 在单县做烧烤赚钱吗